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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很多人对深圳的印象是从素有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华强北开始的。在华强北电子世界，密密麻麻的柜台一个挨着一个，这些柜台长度约一米，上方是玻璃展示柜，下方是储物抽屉，高峰期，一个柜台的日资金流水可达数百万元。一个广被引用的统计数据称，华强北 “一米柜台”诞生了50多位亿万富翁。

　　腾讯、大疆等等明星企业的创业故事，都曾与这里的方寸之地相关，这里的商业逻辑直接、有效，利用信息差和“前店后厂”的模式，将电子元器件、手机、电脑配件快速组合，再迅速发往全球。

　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华强北就是深圳效率的代名词之一，但近几年，关于深圳“慢下来”的讨论也并不少见。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，在华为、腾讯、大疆之后，这座城市很难再诞生新的巨无霸企业，“一米柜台”所代表的草根创新活力正在褪色，而新的创新引擎尚未清晰成型，与此同时，杭州、合肥等新一线城市在新兴产业上势头强劲。

　　于是，一个新问题摆上了桌面：当“一米柜台”的红利不再，深圳的下一站是什么？

　　对此，一批新锐企业在探索中正在逐步给出自己的答案——比如，在工厂里，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优必选”）和智平方（深圳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智平方”）的人形机器人，开始试验性地替代人类，执行生产线上的搬运和分拣任务；在汽车里，深圳市欧冶半导体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欧冶半导体”）正在为下一代汽车的电子电气架构，研发系统级的主控芯片；在电脑里，深圳深元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深元人工智能”）的目标，是让用户用一句自然语言就能生成一组可以协同工作的AI智能体。

　　另外，作为一家以汽车综合诊断、数字能源、AI机器人为核心业务的科技公司，扎根深圳南山发展多年的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688208.SH，下称“道通科技”）已经在中国、越南和美国都建了工厂，墨西哥工厂亦正在筹备中，以应对全球供应链的变化；而智能手机解决方案提供商深圳酷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酷赛智能”），则选择帮助海外的本土品牌，造他们自己牌子的手机，成为全球手机市场的“隐形推手”。

　　当然，这一切的背后，还有像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嘉立创”）这样的硬件创新基础设施服务商，为所有硬件创业提供从电路板打样、元器件采购到PCBA（印刷电路板组装）的一站式平台，大幅降低了创新的门槛。

　　这同时也意味着，这些企业在做什么、怎么做、思考什么，构成了深圳回答“下一站去哪儿”这个问题的具体内容。它们共同指向了这样一个事实——深圳的增长逻辑，已经变了。

　　在深圳，创新往往不是一个“想出来”的过程，而是一个“做出来”的过程：一个想法能否成立，最快的方式不是写一份商业计划书，而是把它变成一个能拿在手上的实体。

　　这个过程需要的所有要素，包括从上游的元器件、结构件，到中游的整机组装，再到能实现这一切的专业人才，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、以可控的成本“配齐”，决定了这个想法的生死。这也正是深圳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核心优势。根据官方数据，截至2024年，深圳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突破2.5万家，全社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。

　　这样的数字背后，是一个高度密集、协同高效的产业网络。以2025年以来火热的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例，数据显示，2024年，整个深圳市的机器人产业已聚集了超过7.4万家相关企业，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，而这些企业和资源，在地理空间上又高度集中，比如在南山区，就有一条长约10公里的“机器人谷”。

　　这种生态的价值，优必选的研发团队有直接的体感。2025年，他们发布了新一代工业人形机器人Walker S2——从前代产品Walker S1的工厂实训中收集反馈，到Walker S2正式立项开发并最终发布，只用了9个月。

　　这种迭代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相当罕见。优必选副总裁、研究院执行院长焦继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将此归功于深圳独特的产业环境。“人形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，涉及结构、电子、传感器等一系列物料的加工制造，”焦继超说，“在大湾区，特别是深圳，这些资源已经有很多积累。”

　　他用一个细节来描述这种效率：“我们当天上午提出一个需求，下午可能就把一个零部件加工出来了，这保证了我们的快速验证。”

　　焦继超认为，时间对于优必选这样的公司至关重要，因为他们需要与特斯拉、Figure等全球最顶尖的对手竞争。“我们自己的技术迭代研发，加上供应商的快速响应，为我们快速迭代产品、未来在全球竞争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和条件。”他说。

　　能被快速“配齐”的不只是零部件，还有人才。人形机器人产业需要人工智能、本体、软硬件一体化、结构等各类人才，焦继超表示，这些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，都能在深圳“机器人谷”的范围内找到。而这种人才的高度聚集，又是系统化创新的前提。

　　如果说“机器人谷”代表着深圳在新兴产业上的集群优势，那么华强北代表的就是这座城市更深厚的、已经融入毛细血管的电子产业基因。

　　对此，酷赛智能董事长、总经理陈凯峰的表述十分直接：“要制造电子产品，连开模都要到深圳。”酷赛智能是一家智能手机解决方案提供商，主要为海外的本土品牌和运营商提供从产品定义、设计到制造的全流程服务，这种模式要求它必须具备极强的快速响应和柔性制造能力，以应对不同国家、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。

　　陈凯峰同时表示，深圳聚集了全球最密集的电子元器件供应商、开模厂商和检测机构，这使得酷赛智能在开发新产品时，无需跨区域寻找资源，大幅缩短了研发周期。这也直接决定了其商业模式的可行性，并使得酷赛智能拥有处理小批量定制订单的业务优势。

　　这在传统的大规模制造模式下很难实现，但恰好是深圳产业生态所擅长的。依托高度灵活的供应链，酷赛智能可以快速换线，精准适配海外市场多机型、小批量、需求复杂的特点。

　　眼下，在华强北，这种生态也在进化，作为全国电子第一街，华强北的逻辑已从过去单纯的“前店后厂”、拼价格，转变为比设计、比服务。

　　在多次前往华强北进行一线采访的过程中，记者注意到，华强北一些商户的角色已从倒买倒卖的贸易商，变得更接近产品经理，他们的核心工作，是捕捉一线的市场需求，然后利用华强北“一公里全产业链创新生态圈”的便利，快速找到能实现这些需求的方案公司，将一个个想法变成产品。

　　然而，对于更多的初创企业和中小团队而言，即便身处深圳这样配套齐全的产业环境当中，要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，仍然存在门槛。比如，如何找到可靠的电路板厂打样？如何采购少量多样的元器件？如何进行小批量的3D打印验证？

　　在这方面，像嘉立创这样的公司，正在尝试将深圳的产业能力进一步平台化和工具化。

　　作为一家产业基础设施服务商，嘉立创的业务覆盖了从EDA（电子设计自动化）、CAM（计算机辅助制造）等工业软件，到PCB（电路板）制造、元器件采购、PCBA、3D打印、CNC（数控加工）等硬件创新所需的大部分环节。它的模式很简单：用户在线上传设计图纸，选择工艺，就能获得报价并下单，几天后就能收到实物。

　　在行业内不少企业选择轻资产的“协同外发”模式时，嘉立创始终坚持“自建自产”，其近期投产的工厂，就是为了解决高多层电路板的产能问题。根据嘉立创方面的介绍，这家工厂在压合、曝光、电镀等关键工艺上，都采用了高成本但品质更可靠的设备和技术方案。

　　这种模式的背后，是对硬件创新痛点的理解：对于正在研发迭代的产品而言，一个星期甚至几天的交付周期差异，以及一次打样失败，都可能直接影响整个项目的进程。

　　从优必选的快速迭代，到酷赛智能的柔性制造，再到嘉立创的平台化服务，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——在深圳，将一个想法转化为一件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产品的链路，正变得前所未有地通畅和高效。

　　当一个想法变成产品不再是主要障碍时，一道新的选择题就摆在了深圳新一代企业家的面前：是追逐最时髦的概念，还是解决当下最真实的问题？

　　比如，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，概念的热度远超商业化落地的速度，但从记者一线采访的情况来看，深圳企业们普遍选择了后者。

　　智平方是一家研发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公司，其副总裁、战略负责人莫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对行业现状的判断很直接。他认为，具身智能的核心驱动力是大模型，但目前这个“大脑”的能力，“最多就是个高中生水平”，远未到能“开箱即用”的程度。因此，智平方的选择是，先不碰需要与人进行复杂交互的家庭服务等场景，而是从“半结构化”的工业场景切入。

　　“工业场景的机器人不需要跟人交互，埋头打工就行，要做一个好的‘打工人’。”莫磊说。

　　这种选择，被他称为寻找“跳一跳、够得着”的场景。这意味着，不去展示那些对商业化价值不大的“炫技”功能，也不为了短期营收去做一些对未来没有帮助的简单事情。“就像手机和汽车一样，一开始都不完美，但你不用起来，就永远迭代不起来。而且一定要在真实场景迭代，不要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。”他说。

　　优必选副总裁、研究院执行院长焦继超表示，他们很早就明确，人形机器人首先落地的场景在工业。经过对国内二十多家车厂和十几家其他工业客户的走访调研，他们最终将首要落地场景，锁定在了“搬运和分拣”这两类任务上。

　　这同样是一个基于现实的选择。“一方面，工厂对这类工种的人力缺口比较大，工作内容比较繁琐枯燥，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做。”焦继超说，“另一方面，这个工种的任务执行步骤，对现有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来说是可以满足的，它也没有流水线上那种强实时性的严苛时间限定。”

　　先用技术解决一个真实存在且能解决得了的问题——这构成了新一代深圳企业做事的一个共性。在此基础上，当“对的事”做扎实了，如何做“大的事”，即如何走向全球市场，它们也给出了一套新的答案。

　　道通科技是一家秉持“全面AI”战略，以汽车综合诊断、数字能源、AI机器人为核心业务

　　的公司，其董事长李红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，道通是一家“生而全球”的企业，第一笔订单就来自美国。

　　这种全球化基因，在今天演化出了一套更适应当前环境的布局。为应对全球供应链的变化，道通科技已经在中国深圳、越南海防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建立了三大生产基地，并计划在墨西哥设厂。这种多点布局，旨在增强区域协同能力、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并贴近终端市场，而不仅仅是将产品从一个地方卖到另一个地方。

　　酷赛智能则提供了另一种全球化的思路。作为一家智能手机解决方案提供商，它并不追求打造一个全球知名的自有品牌，而是选择成为海外本土品牌的“隐形推手”。

　　“世界更需要一个在研发与供应链上有能力的中国合作伙伴。”酷赛智能董事长、总经理陈凯峰如是说。他的逻辑是，利用深圳强大的研发和供应链能力，去帮助那些有渠道、有品牌但缺乏工程能力的海外本土客户，制造他们自己品牌的手机。这是一种赋能式、共生式的全球化，而非征服式的全球化。

　　同样地，在汽车芯片这个技术壁垒极高的领域，欧冶半导体的战略选择，亦体现了这种先“求解”、再图远的思路。

　　根据其联合创始人、CEO高峰的介绍，欧冶半导体在技术路线、市场选择和产品定义上，有清晰的三个“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：在技术路线上，以智能化为主线，以AI计算和通信为同心圆扩展，聚焦提升用户体验的产品，不碰单拼成本的同质化芯片；在市场选择上，覆盖海量车型，不盲目追求只面向高端车的高算力芯片，理由也简单——“30万元以下的车型占据全年国内2000多万汽车出货量中的90%”；在产品定义上，要求所有芯片的定义，都必须符合未来10到20年汽车智能化演进的趋势，不做不符合中长期趋势的短期产品。

　　先在最广阔的市场上找到“对的”位置，再用长远的眼光去做“大的”布局，这已成为新一代深圳企业的普遍选择。

　　在当下的创投环境里，一个好的故事、一份逻辑自洽的路演PPT，有时比一个粗糙的产品原型更能获得资本的青睐。但在深圳，尤其在经济观察报记者接触的这些新锐企业身上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：他们更愿意谈论产品、技术和工厂，而不是宏大叙事。

　　这背后，是深圳产业方向和企业经营思路的一次集体转向：深圳的下一站，正在体现为一次从数字世界向物理世界的进入。或者说，不再是单纯的线上模式创新，而是利用AI、机器人、核心芯片等技术，去解决制造业、能源、交通等实体经济中的具体而复杂的问题。

　　机器人就是这个新方向最直观的体现之一。在工厂里，来自优必选和智平方等企业的机器人，正试图解决制造业中最现实的问题之一——人力资源问题。它们的目标不只是在展会上跳舞，而是进入产线，执行“搬运”和“分拣”这类重复性高、人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工序。

　　在机器人之外，作为技术复杂度最高的智能终端之一，智能汽车同样是深圳新产业布局的重点。要实现汽车的全面智能化，更高性能的主控芯片非常重要，而在车规级半导体这个细分领域，欧冶半导体正在为下一代智能汽车提供核心的底层硬件。

　　高峰介绍，该公司当前主要有两条产品线系列芯片是已实现量产上车的车规级AI计算处理器，其NPU（神经网络处理单元）的计算效率，比一些全球知名厂商的同类产品要高出50%以上；另一条将在2025年底量产的工布565系列芯片，则主要用作下一代汽车电子电气架构中的ZCU（区域控制器）主控芯片，ZCU是新架构的核心部件，可以将整车线公里以内。

　　高峰表示，目前国内芯片企业在ZCU领域尚无同类产品上车应用。相对国外同类产品，工布565芯片拥有高效的网络性能、高带宽和低时延、高安全特性，并具备AI引擎、丰富全面的接口等系列优势，在显著降低成本的同时，能有效支撑汽车走向“全车智能”。

　　在这个层面，深元人工智能的目标是降低智能系统的使用门槛，其近期已发布全球首个L4级智能体母体系统MasterAgent，这是一个多智能体生成与协作平台，通过其“双引擎”架构，即便是没有技术背景的用户，也能用一句自然语言指令，生成一组具备专业知识和协同工作能力的AI智能体。

　　从机器人、芯片到AI，深圳的产业新方向，是一个由物理执行、底层硬件和智能调度构成的、深度介入实体经济的产业集群。这些企业的经营思路，共同指向一个结论：回归产品，拒绝“PPT”。

　　道通科技董事长李红京用一句很直接的话概括了公司的经营逻辑：“在企业经营上产品力、渠道力、品牌力都很重要，但产品力是核心；产品力是1，渠道竞争力和品牌力都是后面的0。”

　　这句话解释了道通科技这家以AI机器人和数字能源为核心业务的公司，为何能在多个领域取得领先成绩：今年7月，道通科技的家用充电桩在亚马逊加拿大站点的某个重要营销节点，获得了“Best Seller”（销冠）荣誉；根据第三方数据，道通科技在全球汽车智能诊断设备市场的占有率，一度超越了博世、实耐宝等传统巨头。

　　“产品力是1”，意味着公司的资源将优先向研发和产品本身倾斜。这种对产品本身的投入，在酷赛智能这家公司身上，体现得也很极致。

　　根据其董事长陈凯峰的介绍，酷赛智能的研发人员数量接近生产工人的数量，公司在深圳、西安、宜宾设有三大研发中心，研发投入连续三年持续增长，2024年增幅超过40%。

　　陈凯峰表示，其研发投入采取“双轨策略”：一部分资源，用于稳步推进网络协议、射频天线、影像技术、操作系统等智能硬件底层技术的研发，以构建长期技术壁垒。例如，针对南亚、非洲等高温地区，团队会将设备的散热测试环境温度设定为35℃，以提升产品在当地的适应性；另一部分资源，则根据市场变化快速响应，集中投入到AI硬件等新业务的研发上。

　　正是这种对底层技术的持续投入，构成了酷赛智能“隐形推手”模式的根基，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“有能力的中国合作伙伴”，是因为它首先确保了自身在技术上的能力。

　　在行业内，许多平台型企业推崇轻资产的“协同外发”模式，嘉立创反其道而行之，始终坚持“重资产的‘自建自产’模式”。嘉立创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他们选择这条更“重”的道路，目的是控制品质和交期。

　　嘉立创的另一个“重”投入，是自研工业软件。在传统模式下，企业通常会采购昂贵的第三方桌面软件，但嘉立创认为，这些软件难以满足其“多品种、小批量、快速交付”的独特业务模式。因此，他们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：自主研发云端的CAX工业软件。

　　嘉立创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分享了一个故事：随着公司平台每天涌入上万份尺寸、工艺、交期都不同的PCB订单，人工拼板（将不同客户的小订单智能地拼在一块大板上生产以节约材料）就变成了一项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

　　他们的解决方案，不是增加更多的人手，而是为工厂打造一个处理“碎片化”订单的“AI系统”。嘉立创自研了一套AI驱动的千万级订单智能组合生产系统。IT团队将多种复杂算法融合，并把几十个维度的工业约束条件，转化为AI能够处理的数据模型。

　　这个“AI系统”部署后，平均每天可以处理来自全球的超2万份订单的智能拼板，板材利用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让订单交付周期从数周压缩至最快12小时，打样成本从数千元降至几十元。

　　嘉立创内部奉行的理念是：“不是研发成功了才落地，而是落地了才可能研发成功。”这种做法，不是为了讲一个“AI赋能制造”的宏大故事，而是为了解决一个具体的、不解决就无法生存的经营问题。

　　在人工智能行业，最快的“产品”路径，往往是利用GPT等强大的海外开源大模型作为技术底座，但深元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个反常规的选择：坚持“全链路国产化”。这也意味着，从底层大模型的训练工具链，到语料、算法，全部自主研发，这无疑是一条更耗时、更艰难的路。

　　这种选择的背后，是基于对产品和市场的长期判断。一个“全链路国产化”的AI智能体系统，使其能够进入金融、医疗、政务等行业。这些行业对数据安全和业务流程的自主可控有严格要求。也就是说，在人工智能技术普遍依赖外部模型的背景下，这一选择为深元人工智能在特定市场创造了准入条件，也让其产品具备了独特的价值。

　　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很宏大很复杂，但从记者对扎根在这片热土上的一众企业的调研采访来看，似乎可以有如下简略概括：在产业方向上，深圳的新一代企业集体转向了机器人、芯片、AI等可以解决物理世界具体问题的硬科技；在经营思路上，深圳的新一代企业则从对市场风口的依赖，转向了对产品和技术本身的长期投入。

　　当然，深圳足够丰富，也足够复杂，任何试图用少数企业样本来定义这座城市的想法，都是一种简化。但是，这些企业的选择，仍然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：过去，深圳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“快”，快速整合资源，快速响应市场；但现在，深圳诞生的新一代企业，不仅要“快得起来”，而且要“慢得下去”“深得下去”，回到初心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重新定义产业，也定义自身。